佩佩說,如果不要老是看國外案例像是AS220或者仙台媒體中心,我們在台灣可以找到像是什麼比較接近的例子,這激起了我的思緒。
首先我想到三個問題,想要尋找台灣的例子必須先面對的是,我們站在什麼基準上做比較?
1.全面配套的營運模式
各個專業領域原本就有其專屬的空間,譬如老人照護會有安養中心,舉辦戲劇演出會有劇場,因為這些空間設計的機能必須符合基本需求(即使有時候不太好用),而且各個專業領域本來就有其需要。所以,當我們想要討論這種空間的公共性,差異可能主要在於營運模式。
營運模式牽涉到政策、資金來源、市場規模、價值觀和社會紋理等等,所以本來就不可能剛好找到一模一樣的例子。譬如說:仙台讓一般人擁有策展的能力,和NGO合作策劃社會參與而非標榜美學的展,打破審美/知識的階級感,加上開放時間與服務的各種配套,所以吸引更多一般對藝文不感興趣的人也可以進來使用。
仙台媒體中心是公營展館,AS220是經營藝文空間的NGO,太陽會菖蒲學園是民營社福單位,他們營運背景都完全不同,但是都是從自己原本的專業領域擴充,透過新的理念/營運模式服務到原本這種空間不該/不會服務的人,所以才會讓人感覺和傳統的公營展館、藝文空間、社福單位不同,進而出現「公共感」。
2.規模的差異
擴充,代表規模變大,空間的多元與複合可能性也會跟著增加。以仙台媒體中心來說,這棟7層樓的公共展館裡面至少容納了四個既有機構,只是它打破這些機構整合在一起,加上新的經營模式和中心思想,所以才會出現公共性。所以規模本身也會是一個問題,台灣要先找到相同規模的單位,才有辦法討論是否具備複合式應用的機能。不然羽量級對重量級,本來沒有辦法對等齊觀。如果台灣不可能找到同等規模的機構(AS220有三棟樓、仙台有七層樓一整棟、菖蒲學園裡面有四個工房三個店還有居住和展覽工作區),那麼縮小規模就會減少機能,遑論複合式應用。
3.是誰的公共
「公共性」這個詞有其不精準之處。原本公營展館、藝文空間就是一般所謂的「公共空間」,讓人來玩來逛來租用,社福機構服務弱勢,具有明確的社會福利機能,服務可以負擔得起的一般大眾,因此他們原本就已經都具備「公共性」。那麼,是什麼讓這些機構看起來如此不同?不同真的就代表比較厲害嗎?把原本的專業空間做好不行嗎?每個展館都一定要多功能嗎?
B.台灣的範例
演講當天,我整理了五個比較概念的檢核基準,就是希望能夠不要直接用類比的方法去找對應的單位。其實這五點當中,如果不是全部每一點都要滿足,台灣是有一些單位存在的,但是這些案例不一定是固定的空間,也不一定是空間營運者。我自己對台灣其實也不夠熟,所以以下例子都有更進一步深入瞭解調查的必要,但是當成拋磚引玉的線索,或許可以提供想像:
1.去除美學品牌權威,轉而賦權
先前採訪的時候,我發現海邊的卡夫卡本身其實是一個非常棒的例子。1976主唱阿凱原本就希望經營一個藝文展演空間,模仿Nashville的經驗以咖啡店形式營運兼營表演場地,許多樂手不僅獲得機會在此表演(有時是無場租不售票的演出換取公共曝光),甚至進一步在這裡打工(據說待遇比外面好許多,這得調查)獲得經濟支持與社會經驗。隨著表演舉辦,店方在店內進行專業錄音,也開始發行錄音專輯,進而成立唱片廠牌扶持新樂團發行,加上1976自己另外建立的錄音室,整個串連成一個生態系,雖然規模不大,卻是一個相當經典的案例。在2008年台北南區地價大漲之後,房東沒起貪念繼續合作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切入點,但是該區已經開始談都更,未來場地有可能會遷移,阿凱不排斥以同樣模式去萬華甚至到南部設點。就建構產業上下游來說,相當完整。
2.提供「生產工具」
共用分租辦公室提供基本的共用印表機影印機等等就是最基本的生產工具,在這種機能性的服務之下,唯一可以討論的公共性,在於社群交流有多強,還有使用的價格門檻有多低。然而進一步討論生產工具,可以把更多樣化的機具還有技能都包含進來。現在的MAKER文化其實建立在這之上,FABLAB的原始初衷就是透過共用3D印表機等新的生產工具,降低生產製造的門檻/成本(所以FutureWard就是這種例子)。另一個概念是g0v的駭客松、或5% Design Action,讓專業者可以每個人有力出力。在這種狀況下,是透過舉辦暫時性的活動,讓「參加者」自己變成生產工具,一起解決問題。
3.建立主動參與使用的環境
我覺得台東鸞山森林博物館是一個重要的例子。基本上,主事者自己具備媒體記者、國會助理、社運者等多重角色,為了阻擋財團開發集資把在地部落祖傳的森林買下,以完全沒有路標、圍籬、建築物的方式經營團客,同時配合經營換工獲得更多人力資源。「換工」本身其實就是一種社會價值轉變之後出現的參與模式,我對夢田文創天空的院子不太熟悉,但是他們或者許多可以提供住宿的單位都會利用這模式降低營運與引入創新的成本,同時改善在地。
4.市場需求、資本與社會價值的考量
當天有提到台北靈安社因為機緣重新聚集一群有興趣學的社會人士與學生,復興過去已經失傳的北管音樂練習,我覺得這是重要的案例。在沒有多餘資源,學習本身也不會賺錢的狀況下,如何建立這樣的社群,而這樣的社群練習完畢,最後又會回到廟會民俗祭典當中替在地的廟宇服務,並將失傳的在地文化繼承下來,讓更多人建立土地認同。靈安社本身就是台北最古老的重要傳統音樂團體,如今名存實亡,可以用這種方式做傳承,對我來說相當有意義。
先前採訪的時候,
2.提供「生產工具」
共用分租辦公室提供基本的共用印表機影印機等等就是最基本的生產
3.建立主動參與使用的環境
我覺得台東鸞山森林博物館是一個重要的例子。基本上,
4.市場需求、資本與社會價值的考量
當天有提到台北靈安社因為機緣重新聚集一群有興趣學的社會人士與
5.接軌在地紋理與資源
當天有提到司馬庫斯的學校與村民共產共生的模式,我覺得是台灣相當有代表性的公共案例,雖然學校本來就是一種公共空間。但是司馬庫斯為了讓小孩不用離鄉背井上課,連要在村裡成立自己的分校都需要對抗和爭取。學校的建立是自己出地出錢出力蓋(現在還因不符水土保持開發理由被罰錢),內容也是為了延續傳統在地文化。這個公共雖然很針對社群內部,卻有很明確的需求,也符合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的「保護和促進文化多樣性表達國際公約」明言文化認同的價值不能比照商品來判斷。
當天有提到司馬庫斯的學校與村民共產共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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