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6月 18, 2015

選擇與被選擇——關於沸沸揚揚的課綱


今天看到朋友發文跟自己幼齡稚兒提到中華隊獲勝,小孩遲疑了一下問說:是台灣嗎?比這些口水戰更深刻啊。

台灣本土意識的興起,日治時期就存在(因為禁止中文辦報,1937年後全面禁止中文出版),那時候是對抗的。總覺得現在比較是中國崛起之後,地緣政治變化讓周邊國家更加意識到強弱與國際政治的威脅,所以大家才會討論「政治上實際的中國」和「文化上的中國」的差別。同在漢字文化圈下,古典文化充滿孔孟和唐詩的周邊國家,越南不會自認為是中國,日本也不會自認為是中國的。

日治時期認同的不同選擇,讓有些台灣人如蔡惠如前往混沌中的中國推動收復台灣,有些台灣人如謝雪紅在中國參與五卅運動成為共產黨員,也些台灣人如現代派文學大將劉吶鷗前往汪精衛政府工作進而遭到中國暗殺(諷刺的是,我是先認識他在上海的文學,更晚更晚才知道他是台南人的)。他們各有各的國族想像,命運大相逕庭。

如果不是二戰失利,日本在戰爭最後一年為了動員,其實已經在憲法上准許台灣參與公職選舉脫離殖民地變成國民了。這樣的決策,一方面讓我們看到在此之前,台灣確實屬於日治下的二等公民。二來也讓戰後國府接收之後,認為台灣接受了至少兩代的日語和日本文化教育,缺乏中國文化素養,是中國的二等公民。

隨後,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因為自己統治失職,人民趨向共產黨的認同,才戰敗撤守台灣,進而為了鞏固統治改變史觀。李登輝時期以國民黨身份悄悄修改課綱,有其接受當年政治社會壓力不想聲張的背景。陳水扁時期大張旗鼓進行意識型態戰爭,有其粗暴,但這種矯枉過正的決策,或許可以看成是反映出台商西進加上中國崛起的危機感吧。

一代一代的掌權者都有自己修改課綱的理由,若要追究國家暴力,是否要追究到蔣介石的獨裁政權呢?更讓人憂心的是,我們都已經活在21世紀,要一路追溯過去,用獨裁的標準來做現代的標準嗎?

關於不同的史觀,如果不是因為考試需要標準答案,是否可以用更有主體思考力的方式來學習呢?事實上,吳俊瑩已經撰寫論文分析歷次課綱變動的修改細節了,焦點並不是放在爭議,而是放在有沒有辦法用更當代,更主動思考的方式來學歷史。事實上,現在的課綱爭議,最大的問題,應該是排除學生主動思考的能力。而根本的幕後癥結,則是失能的考試制度和以考試升學獲得優勢社會地位的功利主義社會價值觀。

關於什麼是在地的討論,從生物上或許可以看到另一點有趣的切入角度。中國的紅嘴藍鵲因為人為引進,可能會干擾甚至侵佔台灣藍鵲的生存空間,雜交本身更會讓台灣藍鵲失去特有種的獨特性。經典雜誌這篇報導引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副研究員姚正得說法:「如果說大陸性物種是塊完整網絡,島嶼性生物的組成本來就會缺東缺西,也許是被砍掉枝節部分、被分割,所以當島嶼性生物形成穩定狀態後,有一些特質跟大陸性生物是不一樣的,譬如躲避天敵和跟同類物種競爭的能力,所以一旦遇到競爭者或天敵,很快地就會被瓦解掉。」就這樣的狀態來看,生物特質受限於演化的環境背景,原本就不是純粹的公平競爭,這樣的文化演進/競爭史,《槍砲、病菌與鋼鐵》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純種文化是一種幻想,但是國族國家是現代人暫且難以擺脫的原罪。在國際政治依舊以國家作為運作的基礎之下,台灣認同牽涉到的不止是課綱。就認知的層面上,我比較希望台灣可以擁有自己主體詮釋自己的能力。不希望台灣人被視為次等,只是中國的一部分,缺乏競爭力,即使客觀環境並不友善。